多元化产业有助钢铁业转型升级

        “中国钢铁企业从长远战略的高度出发，在做强做精主业的同时，谋划优势多元产业的发展，是实现钢铁企业转型升级的重要途径。”这是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张长富在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多种经营工作委员会、冶金工业规划研究院共同举办的“2014（第二届）钢铁行业多元产业发展大会”上的一席话。
       多元化产业是必然选择
       1-9月份，全国共产粗钢6.18亿吨，同比增长2.34%。张长富说，从钢铁行业的形势看，一边是居高不下的产量，一边是疲软的市场需求，钢铁供大于求的矛盾目前还没有得到有效缓解。张长富表示，科学谋划布局多元产业发展将是推动未来钢铁企业结构调整、转型升级的必然选择。
       张长富认为，钢铁企业在布局多元产业发展的过程中，以下4个问题值得认真思考：
       首先，发展多元产业，必须紧紧依托主业优势。目前，钢铁主业积累了丰富的技术、设备、人才、管理经验，这是钢铁企业的最大优势，也是钢铁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集中体现，更是发展多元产业重要的基础和支撑。以奥地利的奥钢联为例，其在汽车零部件和配件领域的“龙头”地位，恰恰是建立在其主业强大的竞争力基础上的。因此，钢铁企业发展多元产业切勿完全脱离主业，而必须依托主业优势、立足自身实际，推动多元产业发展。
       其次，发展多元产业，推动钢铁向服务制造转型。钢铁企业围绕主业发展多元产业，是钢铁产业由生产型向服务型制造发展、由制造向服务转型的必然趋势。因此，钢铁企业发展多元产业应该与企业转型升级紧密结合起来。
       再其次，发展多元产业，要不断创新体制机制。钢铁企业必须对传统体制机制进行改革和精细化管理，全面对接市场、细分市场，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将多元产业培育打造成真正的市场主体，积极参与市场竞争。
       最后，发展多元产业，不能盲目追求大而全。由于区域位置、发展理念、产品结构、目标客户等差异，企业切不可盲目照搬其他企业经验。在布局多元产业发展的过程中，要立足自身优势、明确目标、控制风险，选择一条符合自身实际的多元产业发展路径。
       可喜的是，国内很多钢铁企业已积极在非钢产业方面寻求突破，并取得可喜的成绩。据中国钢铁协会副会长、本钢集团董事长兼党委书记张晓芳介绍，首钢、武钢等企业的多元产业收入或实现利润已占总收入或利润的50%；宝钢多元产业实现收入已达近千亿元，鞍钢多元产业外部市场收入占总收入的50%。
       国外钢铁企业经验值得借鉴
       冶金工业规划研究院院长李新创分析了中国钢铁工业的新常态，并向与会者分享了国外钢铁企业多元化发展的成功经验。
       李新创认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钢铁工业的新常态表现为“三低一高”，即：低增长、低价格、低效益、高压力。要想实现持续创新发展，必须坚持理念创新、商业模式创新、管理创新、技术创新。
       李新创说，与国外先进钢铁企业相比，我国钢铁企业非钢产业经营情况存在一定的差距。德国蒂森克虏伯、日本新日铁住金、韩国浦项等世界著名钢铁集团，早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钢铁企业，其多元产业发展均与钢铁主业并驾齐驱。譬如，蒂森克虏伯已将企业定位为全球型专业材料和技术集团，其集团的业务非钢产业已达到43%以上，其业务包括与钢铁主业紧密相关的“欧洲钢铁 产品服务”、工程技术等6大板块。
       而我国多数钢铁企业发展多元产业大体分为贸易投资类、解决就业类、资源利用类，这三类都没有结合企业成长背景和资源禀赋等基础条件，从战略角度发展有效发挥企业自身资源优势的多元产业。李新创认为，多元化经营战略是世界大型钢铁企业发展的大趋势。
      钢铁产业转型升级势在必行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研究室主任王晓明表示，产能过剩已造成行业、企业效益急剧下降，并增加了经济运行的风险，钢铁产业通过多元化发展推进转型升级势在必行。
       王晓明说，虽然按照国际标准我国的钢铁工业产能利用率仍处于合理区间的下限，但由于企业数量众多（500万吨以上的钢铁企业共37家，按集团口径统计的1000万吨以上的钢铁企业18家，国际上才20家）、企业主要依靠价格竞争，造成产品价格和企业经营效益急剧下降。他说，钢铁需求正在进入峰值区，峰值约在8亿吨左右，而且这一峰值可能将持续10年-15年。产能过剩的绝对性和长期性，说明我国钢铁产业之前奉行的发展模式走到头了，到了发展阶段转换的关键时期，到了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而且这一时点的到来比预期的要早要快。
       王晓明说，中国钢铁产业的规模、企业数量决定了转型升级路径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他建议制定钢铁产业多元化发展战略要放在第三次工业革命（网络化、信息化、智能化）的背景下研究；要放在国家产业和区域发展战略（战略性新兴产业、现代服务业、一路一带、京津冀协同）的框架下研究；要放在国家深化改革（政府管理体制改革、国企改革、垄断行业改革、资源定价机制改革）的体制环境中研究。
        □本报记者 宋京平（中国建设报）